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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边回味着林徽因优美的文字，一边在棕皮营村仔细寻找两位建筑学家的居家小院。在村子尽头的拐角边，一群小楼的缝隙中，见到高高围墙上那锈迹斑斑的两扇大门。门外一片芜杂，长满荒草，显得凌乱不堪。紧闭的大门再次挡住我前行的脚步。迫不及待地走上前去敲了敲门，朝着门内叫了几声，但四周一片寂静。隔着门缝向里面张望，只见正对大门方向是一幢尚未完工早已荒弃的4、5层楼高的建筑，右侧不远的地方有两间白色小屋，显然就是梁思成、林徽因的旧居，而近处的小路已经被杂草湮没，或许已经很长时间没有人来过了。
1938年梁思成、林徽因滞留此地，由于不知道战争何年何月结束，归期遥遥，于是决定为自己设计和建造一所住房。然而这对流落他乡、囊中羞涩的梁、林二人来说，无疑是非常艰难的。虽然他们以建筑学家的眼光，将自建住房选址择在村边靠近金汁河埂的一片空地里，这里茂林修竹、田畴水塘，景色就像一幅优美的画。为了搭建这所住房，他们耗尽了所有的积蓄而处于窘境之中，“不得不为争取每一块木板、每一块砖，乃至每根钉子而奋斗”，亲自帮忙运料，做木工和泥瓦匠……次年春天，房子终于建成。新屋与周围的农舍相仿，全是平房，三间正房，两间厢房，中间隔一通道。纵然是几间简陋的平房，也处处显示出两位建筑大师的精妙设计。房屋的窗子比当地其他民房大若干倍，具有良好的采光。卧室和起居室铺上了木地板，客厅砌起一个小小的壁炉，简陋之中不失奢华。看着自己亲手营建的自家小屋，林徽因异常兴奋，在给美国友人信中的字语间流露着喜悦：“我们正在一个新建的农舍中安下家来。它位于昆明市东北八公里处一个小村边上，风景优美而没有军事目标。邻接一条长堤，堤上长满如古画中那种高大笔直的松树。”
就是在这里，70年前，林徽因度过了一段恬静而惬意的时光。她在屋前的院子里辟出一块菜地，种上各种蔬菜。每天起床后便清扫庭院，做饭洗衣，浇菜锄地。有孩子、丈夫和好友陪伴，日子过得既平淡又充实。她也常常用诗人的轻灵来书写这平淡的生活。据说林徽因写诗常在晚上，点一炷清香，摆一瓶插花，穿一袭白色睡袍，在莲灯微光中寻找灵感。只是不知在棕皮营居住的两年间是否延续着这样的雅趣。而友人金岳霖不远千里追随自己爱慕的女人而来，在梁家住宅旁加个“耳房”与梁、林比邻而居，三人和睦相处，演绎着一段匪夷所思的情感故事，并把爱情友情保持得如此泾渭分明，至今让人唏嘘不已。在她的《除夕看花》、《茶铺》、《小楼》等作品里，浮现出她当时在昆明生活的影子和对生活的热爱
另一方面，战争的阴影却仍然随时笼罩着一切。这段时期，林徽因生活得很苦很累，自己有病，梁思成又经常外出，营造学社的日常工作、照顾子女的重担都落在她羸弱的肩上。林徽因虽然是名门闺秀，留洋才女，但她并不娇嫩，她仍然忍受着病痛，将身体比作一辆在滇缅公路上磨到焦头烂额的车子，“一星期来往爬四次山坡走老远的路”到云大教授英文。一个月的酬劳有四十几元法币，而买工作不可缺少的皮尺就用掉了23元。但生活似乎没能消磨掉她的意志，陇海线的激战，让林徽因兴奋无比。她写信给沈从文：“我真想在山西随军，做什么自己可不大知道！”
沿着房子周围的村子转了一圈，在村西口见到有条干枯的河渠，岸边有一个需要两人合抱的大树，这棵大树应该是当年那段抗战历史的见证物。村口几个小桌子边上围着几个老人在打牌，一打听，有一位段姓老人是1937年出生的，是村上的人，我问他是否知道梁思成、朱自清、闻一多，他倒是非常清楚的，并指点我这些人的故居处。我说当年你是否看见过这些知识分子在村里面进进出出。他说：“当时年纪太小，记不得了！”
当年日军的飞机经常轰炸昆明城，相对在郊区的棕皮营，也许还是能够获得一份安宁的。